四个老兵服役期满该退役了，其实他们都还年轻，20到25岁，他们决定各自以一种最有意义的方式作为告别军营的仪式。 　　他们都是电影组的放映员，为全体老兵放了最后一场露天电影后他们开始了各自的行动：任勇到天安门进行了一次义务献血；方磊决心结束自己的处男身份，终于如愿以偿；柔权到他以前值勤的哨位上站了最后一班岗；柴凤才在老兵退伍座谈会上唱了一首《梦驼铃》。 　　四个人终于离开军营，各奔东西。其中三个人踏上不同方向的列车，回家了。任勇则为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，留在了这个生活了9年但仍很陌生的城市。 　　这是一个关于离开的故事。 　　幕后制作： 　　导演自述：关于《今年冬天》 　　我拍《今年冬天》的时候，没有想过它是纪录片或是故事片这个问题。用纪录片的方式来拍一个人，如果人物形象描绘成功的话，那么依然是成功的。《今年冬天》也论证了我的观点，就是你要表达一个抽象的东西，有的时候记录的方式会比剧情的更有意义，因为那种东西有发现的眼光，你会发现一个演员身上潜在的东西，也许是你们双方都有的东西。 《今年冬天》的前期准备很多，但是一到现场，我会马上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拍法。这个片子对我个人的生命来说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谈到了什么是青春，什么是离开。“离开”这个视点特别有意思，人生其实就是不断地离开，离开是人生的一个渡口，你要从这个地方摆渡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中间转变的过程就像蛹化成蝶，是一种变化，一段旋转的舞蹈。影像虽然是关于离开部队的，题目里还有一个青春的东西在里边，青春是什么？是一种茫然，是一种焦灼。 　　几年前我曾经在武警部队里当兵，做了好几年的电影放映员，所以《今年冬天》有种半自传的意味。再回到部队拍这个片子，这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，这是我的地方，电影中四个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种电影的形象。使馆的镜头能看出来，那几乎是一个镜头一气贯成，那里边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，那儿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。 我拍《今年冬天》也是充满着某种的绝望，我觉得我从小离家，就是一种充满英雄主义的冒险，我也是被一种宏大叙事所深深感召。呆在北京，我当然还是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，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东西真的不是很多，新的时代依然充满了旧的勾当。这种竞争是向下的，刚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去发现的，还是一种毁灭。所以我觉得我不断地在漂流，这种动荡不安的状态究竟给心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。我开始考虑，在北京存活的意义是什么，所以开始短暂的回忆。当初，可能一个青春的理想在这个城市中映照了，我真的觉得，当年那种东西根本就消失了。一去不复返了。岁月已经在你的面孔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东西，有一种内在的强烈的冲动。这也是拍摄的由头。我一直想有一部自己的电影，有原始的、个人的生命能力在里边。 　　《今年冬天》就拍了四天。连续的四天。在他们离开部队的最后，简直就是我的末路狂奔。 　　任勇是个老兵，9年的志愿兵，他的情绪一直绷着。最后掏出9年青春换来的4万块钱。时间也是有维度的，为什么不可以放大？时间被去掉，再回头看，似乎已经隔了十万八千里。原来是这么一个状态。离开一个集体，你的将来状态就难以预料了，本来不存在同一起跑线。青春很多时候是浪费了，读书、入伍，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。最青春的时候已经被压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