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可辛的新片《酱园弄：悬案》上映，豆瓣评分仅5.8分，差评如潮。
为再现这一民国奇案，陈导几乎集结了半个娱乐圈的大咖，除了章子怡领衔主演，还有雷佳音、易烊千玺、赵丽颖、梅婷、杨幂、范伟、王传君、章宇、大鹏等一众演技可圈可点的明星，以及令人瑟瑟发抖的谢娜。
陈可辛将旧上海的“酱园弄杀夫案”搬上今天的大银幕，自有其时代意义和票房考量。
一个文弱温柔的女性詹周氏，被大块头家暴男逼到忍无可忍的绝境，终于奋起反杀，刀刀见血，大卸八块，快意恩仇，为当时还在裹小脚受迫害的的女性们出了一口恶气。
当时的女作家、张爱玲的闺蜜苏青女士也站出来，为其仗义执言，写下《为杀夫者辩》，社会各界人士鼎力相助。这个剧情既有爆点，又有历史变迁的脉络，还能迎合时下的女性主义。
然而，这部阵容强的可怕的电影，被陈可辛塞满了各类天南海北的调味酱，炒成了一锅大杂烩，最终食之无味，也没能讨好任何人。
不仅风评不佳，还坑了投资人的钱，也让一群想借着片子拿奖的内娱人士大失所望。
上映8天，票房3亿，预测最终票房约为4-5亿，面对高达5.5亿的制作成本，《酱园弄：悬案》成了暑期档最大的票房惨案。
荒唐
其实，陈可辛想把这部戏拍好也很简单。
一句话——尊重历史，尊重事实。
历史之中，自然有大悲悯，事实面前，自然有真问题。只要你不矫饰，不掩盖，不虚美，把发生的历史真相原本的再现，那就是最好的剧本，再挑剔的观众，也可以在事实中各取所需。
《酱园弄》改编自民国时期轰动全上海的“詹周氏杀夫案”，过程本来就十分精彩，案件在民间流传数年热度不息，折射出当时最激烈的社会冲突。
八卦爱好者看到的，是“血案”、“箱尸案”、“谋杀亲赴案”；苏青女士看到的是娜拉出走的困境，历史学家看到了底层某种隐秘的愤怒，革命者看到了星星之火。
然而，陈导却又灵机一动，对这段历史做了大幅度的修改。
为了艺术表现形式，修改也可以理解，然而历史背后，有着最基本的时代逻辑，我们不妨取一个切片来分析：
在电影里，陈可辛设计了一个贯穿始终、戏份最大的反派——上海黄浦区警察局局长薛至武（由雷佳音扮演）。
“詹周氏杀夫案”的背景，是抗战末期，当时上海处于日伪政权统治之下，日本大势已去，正处于投降边缘，上海正处于收复边缘。
在这个朝不保夕的时刻，这位日伪警察局长最关心的事是什么呢？
不是卷款潜逃海外，不是两面下注，不是更加疯狂的抓地下党和镇压民众，而是死死盯住了一个杀了老公的女罪犯，只想弄死她。
他在电影里唯一的人生目标，就弄死杀夫的詹周氏，不惜赌上一切，不惜毁灭自己的前途、财富和生命。
为了让詹周氏认罪，他一再亲自上场刑讯逼供，还拉了头大野猪来追着咬她。大厦将倾，上司带他跑路他不肯，宁可放弃逃亡香港的船票，也要把詹周氏弄死，甚至汉奸们都跑路了，他还要偷偷一个人跑回来，只为了开枪打死詹周氏。
这是一个能在兵荒马乱中一路爬上日伪局长，功利自私又精明的政客的手腕吗？
对于和自己毫无瓜葛的詹周氏，他“爱”的过于疯狂，也过于离谱，其实也不稀奇——女频小说里追妻火葬场的“霸总”就是这个画风，疯疯傻傻到让人辣眼睛。
更离谱的是，这位最后的上海日伪局长，还格外的尊重司法精神，尊重舆论监督。
电影里，詹周氏两次当庭翻供，说自己无罪，而且众目睽睽之下，直接打脸薛局长。
第一次打脸，是詹周氏在法庭上公然指控薛局长”刑讯逼供“。
第二次打脸，是剧中的西林（历史原型为女作家苏青），在法庭上公然指责薛局长“执法者知法犯法，草菅人命”。
而权势滔天，在上海属于“我说了算”的薛局长，是怎么应对的呢？
答案是——面子上挂不住，羞愧又愤愤然的转身离去，然后进一步去“收集证据”，控告詹周氏。
他想杀詹周氏，却特别看重正规司法程序，特别尊重法庭抗辩流程，硬是把沦陷区治安案件，变成了一出香港律政剧。
他和自己的上司（历史原型是大汉奸周佛海）还特别在乎报纸报道，在乎文人的批评，在乎自己的名声，虽然他们是个汉奸，手下杀掉的抗日志士和无辜民众多如牛毛。
陈导啊陈导，请问那是什么年代，一个日伪警察局局长想杀个牢里的犯人，用得着这么费事？直接对着脑门一枪不就结了？
看看李安的《色戒》，梁朝伟演的汉奸头子想杀情人，不就是拖出去一发子弹？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还是日寇治下的沦陷区，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现实，李安拍的电影有争议，可是他有基本的常识。
陈可辛这么拍，无非是他对民国有着一定的滤镜，而且用港片的那一套规矩来代入抗日年代，就成了一部新的“抗日神剧”。
那么，真实的酱园弄，是什么案子呢？
目前对詹周氏杀夫案写的最全面的，是作家蒋凡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上的《翻案》，也是陈可辛电影的底本。
《翻案》是一部中篇纪实小说，有不少虚构的对话和心理活动，但是蒋凡做的功课还是很足的，他在上海档案馆整理当年的手写影印件，考证了各种报道和主要人物下落，在事件总体脉络上是完整的，逻辑链条也是大体可信的。
酱园弄是上海新昌路的一个弄堂，门编号为新昌路432弄，因光绪年间一家特色老店张振新酱园而得名。
1945年3月22日清晨，住在酱园弄85号楼1楼的宋瞎子（自称上海第三的算命先生）醒来，发现楼上在漏水，滴在了自己的脸上。
他上楼询问，开门的是楼上小夫妻里的妻子詹周氏，她见王瞎子满脸是血，知道事情已经败露，但还是镇静的打发走了王瞎子。
她没有逃走，而是去找经常和丈夫赌博的小宁波要债（电影里是小湖北），还找到了当年一起帮佣的小姐妹，留下了一笔钱。
王瞎子上街喝羊杂汤，众人全部惊恐万分，最终引来了巡捕。
在二十多个巡捕的围绕下，警察局长薛至武上楼查看，让手下带走了詹周氏，进门一看，满地鲜血，詹周氏的丈夫被斩成十六块，装在六个皮箱里……
一时间，上海滩各界大哗，大小报纸铺天盖地报道，添油加醋、骇人听闻的细节描述，将詹周氏说成淫娃荡妇，伙同奸夫作案，杀人碎尸。
詹周氏，江苏丹阳人，时年29岁，自小孤苦，原本姓杜，后由周姓人家收养，取名周春兰。
周春兰被养父带到上海，卖给周家当丫头，生得细眉细眼，性格温柔，十六岁时，将其许配给长工詹云影为妻。
成婚之后，按中国旧习从夫姓，周春兰改称詹周氏。
詹云影四肢发达，体格健壮，人称“詹大块头”，周家对这两口子还算照顾，给詹云影找了一份当铺的差事
詹大块头与詹周氏租住在酱园弄85号楼2楼，新婚伊始，詹还算本分，然而很快，日本人来了，引发上海的逃难潮，当铺只有人当，没有人赎，只剩下一堆不值钱的古董古玩，最后倒闭了，周家和当铺老板也家破人亡。
詹大块头大受打击，后逐渐沉迷赌博，夜不归宿，乃至有外遇，出轨别家丫头，丫头哭哭啼啼找上门，称因与詹大块头的私情，被主家赶出，无处容身。
詹周氏同情丫头，收留她临时居住，直至其出嫁。
詹云影脾气极坏，吃喝嫖赌，不顾家庭，一遇不顺，即拿詹周氏发泄，拳打脚踢，家常便饭。
为维持家中生计，詹周氏经邻居介绍，去香烟厂做工，早出晚归，赚点血汗钱，詹云影怀疑其勾搭男人，不让詹周氏外出，典当家什，坐吃山空，没过多久，一贫如洗。
长期精神肉体摧残，令詹周氏苦不堪言，一度试图自杀。
这天凌晨，鬼混整夜后，詹云影回到家，詹周氏对他说起家里窘况，准备变卖仅有的大衣柜，摆小摊维生。
詹云影听罢，带着酒气，破口大骂，骂完倒头就睡，鼾声大作。
当夜，詹云影被杀，脖子上被砍了一刀，鲜血四溅。
激情杀人后，詹周氏一不做二不休，将詹云影的胸部、大腿、小腿进行分割，碎尸16块，装入6个皮箱，因酱园弄楼板单薄，皮箱內尸块鲜血顺着地板缝隙滴下去，落到了楼下的宋瞎子脸上。
当时上海各界，深信女子“无奸不成杀”，推断案中有案，必是淫妇伙同奸夫作案。
好巧不巧，酱园弄前楼的有一个山东人何惠贤，平日可怜詹周氏，经常接济她，警方怀疑和詹周氏有私情。
然而案发前十天，何惠贤已经回了山东老家，汪伪警方又不愿派人手去追查，于是作罢。
5月3日，上海地方法院一审判处詹周氏死刑。
死刑判决公布后，随着詹周氏被家暴的种种细节披露，原本喊打喊杀的社会舆论突然翻转，转而同情詹周氏。
詹周氏不服判决，开始上诉，上诉期间，张爱玲的闺蜜，同为上海知名女作家的苏青为此写下《为杀人者辩》，对“淫妇可杀”论调进行反驳，呼吁上海民众同情詹周氏之遭遇。
也是命中造化，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投降，汪伪政府垮台，詹周氏杀夫案转交由国民政府审理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继续帮詹周氏上诉。
一时间，“酱园弄杀夫案”受到妇女界高度关注，有个天主教的嬷嬷出庭作证，称詹周氏怀有身孕，不适宜死刑，后证明此为争取时间的“权宜之计”，詹周氏并不曾怀孕。
经社会各界努力，1948年4月，法院推翻此前判决，将詹周氏由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。
结案后，詹周氏被关押至提篮桥监狱女监服刑，彼时，女监中设有绣花缝纫等劳作项目，詹周氏心灵手巧，绣的花鲜艳美丽，为女犯中佼佼者。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，詹周氏被移送至江苏大丰的上海农场服刑，刑满之后，詹周氏被安置于上海农场川农分场就业，后转调至幼儿园工作，一直干到1981年退休。
在此期间，詹周氏改名周某某，经人介绍，与一位严姓炊事员结婚成家，农场为他们分配了住房，一家人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。
丈夫知道他的过往，他们还一起收养了很多孩子，白天在她工作的幼儿园吃喝，晚上回来挤着睡，这些孩子并不知道养母的人生经历。
扭曲
詹周氏
詹周氏詹周氏
詹周氏杀夫案的过程并不复杂，线索非常分明，和“疑案”没有太大关系。
那么，陈可辛的改动，问题在哪里呢？
在历史上，在历史上，这位警察局长薛至武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荒唐形象。
按照《翻案》的描述，薛至武为当时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（局长由汪伪上海市长周佛海兼任），他原本是一个巡捕，在日本人来了后扶摇直上，本身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汉奸官僚。
对于这桩民国奇案，他开始的态度是无所谓，准备草草结案。
可在这时，上海出了另一桩命案——当时的泰来报社的主编叫吴玲，在报道前线战事时用了重庆（蒋介石政权）的报道，在日本人的要求下被抓。
此事引来坊间舆论哗然，《泰来报》每天空出两版书写血红大字：“我们在等她”。
报社副主编张言趁机活动，却不是要救吴玲，而是想出两千万（当时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），让薛至武杀了她，从而当上主编。
而薛至武也希望冲淡吴玲案的影响，和张言一拍即合，将詹周氏杀夫案这个爆点十足的案子大肆渲染，推上舆论头条——目的是掩盖另一起政治案。
从《翻案》中看，薛至武对詹周氏杀夫案的兴趣并不大，完全不存在电影里那种疯狂的执着。
在当时，前线每天有上千人死去，上海各种黑帮泛滥，还有中统和地下党的活动，一个刑事案算不了什么，薛至武压根没审讯，就把詹周氏送去了提篮桥监狱。
张言主持的《泰来报》将薛至武夸得天花乱坠，说他在杀夫案中是“薛神探”，薛得意之下，在警局面前迎接了四十多位记者的采访。
然而《申报》记者提出了疑点：詹周氏的丈夫身高185，体重一百多公斤，绰号大块头，而詹周氏只有一米五几，不足四十公斤，怎么能杀的掉丈夫？又怎么有力气碎尸。
其他记者纷纷赞同，薛至武感到失了面子，才去提审这个案件，尸检发现，詹云影背后还被刺了一刀，这一刀另有凶器，更是引发舆论哗然。
但整个审理过程中，薛至武对詹周氏也不太关注，他要求监狱对詹周氏刑讯逼供，詹周氏供出丈夫赌友小宁波（电影中为小湖北）后，薛明知小宁波并非凶手，仍然将他连哄带骗屈打成招，因为他不想多生事端，只想尽快结案。
薛至武对詹周氏并没有特殊恶感，也不存在电影里激烈的法庭对抗环节，在舆论反转后，他也顺水推舟，在法庭上做了对詹周氏有利的证词——认为詹周氏有自首情节，可以宽大处理。
他这么做的原因，恰恰是因为詹周氏对他来说是小人物，死活无所谓，事不关己，然而案件被舆论炒作火了，能帮他收取另一起案件的贿赂，因此乐于做个人情。
所有的刑事犯在当时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政治犯。比如此案中的重要嫌疑人何惠贤，案发前回了山东老家，薛至武曾考虑过派警察追捕，但请示周佛海后很快作罢——他们不愿意在刑事案上浪费警力。
反而是被抓的报社主编吴玲，薛至武收了张言的钱，却偷偷放了她，理由也很简单：当时日本人大势已去，他想两面下注，制造自己是中统卧底的假象——后来他确实逃过了国民党的汉奸审判。
而这位局长薛至武，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自己的未来命运，《翻案》中写道：
晚上通知下来了，日本拒绝投降，周佛海要求提篮桥先处置政治犯，刑事犯人暂时搁置。行刑队马不停蹄，平均每二十分钟便往刑场拉一名犯人，枪决，掩埋，再进入提篮桥提下一个政治犯。 八月九日，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郊区爆炸了，时间紧迫，行刑队连刑场都不去了，直接在提篮桥打开牢房大门，对着犯人的额头就是一枪。 这段时间薛至武一直抱病在家，他知道老蒋会回来，日本人不会带他走，事实上他们连和服女人都无法带走了。每多杀一个犯人，日后都会多一份罪责。 他在思考怎么活命，有一种预感，詹周氏都会比他活得久。
这才是历史真相，当时日寇治下的上海，不存在什么司法公正、程序正义、舆论监督。法庭就是做做表面文章，一个犯人绝不可能在公堂上和警长对抗，生死只在对方一念间，伪政权对犯人可以随意开枪处决。这位局长对詹周氏也不关心，他只想继续自私自利的活下去。
历史是符合常理的，而电影的虚构不符合常理。
电影里让薛至武表现出不合常理的执着恨意，无非是传达一个主题：
将薛至武硬生生的塑造为压迫女性的疯狂父权象征，并将性别命题置于一切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上：
——男人仅仅为了镇压女人的反抗，就可以疯狂到最基本的逻辑都不顾。
然而，这个叙事在当时并非事实。
除了丈夫外，刻意针对詹周氏的人并不多，她虽然是丫鬟出身，但是周家对她还可以，她后来也感念于心，晚年收养了不少孤儿，可能就和周家的影响有关。
她的邻居大多都对她有善意，做了对她有利的证词，詹周氏本人也对邻居有一些好感，她在被抓后受到拷打，可是不肯招供。薛至武告诉她你不坦白，我就抓你的邻居作为同谋结案，詹周氏不愿拖累邻居，就供出了和丈夫一起吃喝嫖赌的小宁波。
她的经历曝光后，上海市民无论男女老少基本都支持她，反而是苏林的闺蜜张爱玲十分冷漠，经苏林请求仍然拒绝为她发声。
为詹周氏奔走呼号脱罪的人很多，不仅有为了妇女权益的苏林，还有后来成为最高法死刑核准人的律师施拜休，还有法庭辩护律师徐沛东。
他们支持詹周氏，其中有自己的事业考虑，也有对公义的追求，虽然他们心中的公义各不相同。可是性别，并没有成为他们追求公义的障碍。
他们都看到了杀夫案背后，浩浩荡荡的民意。
侮辱和损害
关于酱园弄事件，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：
为什么当时的上海，詹周氏杀夫案会成为长期的舆论热点，詹周氏也得到了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？
要知道当时是乱世，杀夫碎尸虽然惊悚，但是当时更加惊悚血腥的事件多的不可胜数。
就像薛至武的疑问：
“死人怎么了?西南战场每天死上千人，也没见哪家报纸上过头版。”
其中确有旧社会女性反抗夫权的因素，但仅仅这个因素，远远无法支持这种热度。
答案很简单，当时的上海人感于时局，把自己的身份代入进了詹周氏。
詹周氏落到在残暴的丈夫手中，无法离婚，饱受家暴虐待。
而当时的上海人，何尝不是处于日伪政权的残暴统治下，无可奈何，饱受荼毒。
可是这种事，是公开能说的吗？《泰来报》主编吴玲用了重庆的报道，就被抓进去了。
詹周氏杀夫案的巧妙之处就在于——它不是政治案件，而是一桩日伪政权压根不重视的刑事案件，因此给了当时的上海人某种安全表达愤怒的空间。
骂日伪政权要杀头，那我们就去骂那个残暴不仁的大块头丈夫，支持那个饱受凌虐的詹周氏。
詹周氏不堪虐待，愤而杀夫，她一刀刀的割下去，对于沦陷区的人民来说，何尝不是某种发自内心的快意恩仇：
——以暴治暴。
正是当时中国人的这种愤怒，掌握暴力的决心，反抗的斗志，让河山不至于沦陷。
而不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法庭抗辩，
很遗憾，在陈可辛的电影里，这种隐秘的民意，民族性的呼声，并没有成为主角。
陈可辛在剧中设计了一句台词：
“不要屈服，不要让他们得逞”。
可惜的是，这句话的主题，却不是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者，不是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人反抗压迫者，而是几个女人互相帮助——反抗男人和父权。
不得不说，电影的叙事主题，在这里出现了窄化和矮化，也没能抓住真正的时代精神。
看不见的手
陈可辛导演的失败，无非是两点：
一个香港导演想拍民国遗风，一个男导演想拍女性主义。
其实，陈导本人怎么看都不像女性主义者，他的电影里传达着一种奇特又扭曲的趣味——变着花样的不断毒打虐待女人，听她们的哀嚎声，给她们的痛苦表情打出特写，甚至让一头野猪追着咬女人，压在她的身上。
这时，陈导告诉大家，这是一部女性主义主题的电影，恐怕没人真的会上当的。
结果自然是哪边都不讨好，对此，我们不妨改编一下导师的名言来形容电影的风格：
女性主义在社交场上的胜利，逼得一个老男人装扮成女性主义者
因此，《酱园弄》的失败，和陈导本人的“演技”颇有关系，而这背后，又隐含着某种社交场上的压力。
电影终归是一个有些过气的行业，这两年，单是刚刚崛起的微短剧，就把这个行业打的喘不过气来。2024年，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已攀升至505亿元，超过全年电影票房收入。
6月30日，《哪吒2》终于下映，总观影人次高达3.24 亿，票房突破159亿，一路冲上全球影史票房榜第 5 位，还是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。
然而，2025年上半年电影票房仅仅只有292.31亿元，《哪吒2》一部动画片就占了一半还多。如果扣掉《哪吒2》，今年的票房堪称断崖式下跌。
冰火两重天，堪称对内地电影最深刻的警示。
说白了，现在娱乐圈的大多数，犯了和好莱坞一样的毛病——就是死活不肯拍观众想看的东西。
在这个互联网发达，视频崛起，网剧随处可取的年代，在家里刷剧简单又省心。电影行业已经命悬一线，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，恰恰是家里一个人刷剧不能解决的问题——社交。
现在电影的需求环境是什么？一对情侣出门约会，吃吃喝喝之后，一起看个电影。一个家庭带着孩子出去玩，一起看个电影。
既然是社交，就要看重社交氛围的和谐。所以爆米花电影、合家欢电影最受欢迎，一部电影先不说演技好不好，主题是不是深刻，是不是有教育意义，而是达成最基本的商业需求——不要去犯错，去破坏这种社交愉悦的场景。
而今天的一些电影渲染的气氛，完全可以套用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中的话来形容：
“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”
如果拍电影的目标，是让情侣对立，是让家庭吵架，那它如何去承担最基本的社交功能？
非要看这类魔法对轰主题，大家为什么不呆在家里，呆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对着电脑去看，凭什么出门一起去电影院花钱，去接受娱乐圈各位名流的教育？
挥刀自宫的电影行业，在当代还有何存在意义？
而关于当今社会性别对立的局面，不妨用考察过30多种文化的婚恋关系，写过《进化心理学》的戴维·巴斯的的一段话来概括：
考察人类史，男人和女人的冲突固然不可忽视，然而人类的绝大多数冲突，发生在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联盟，和另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联盟之间。
我们未来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？是人与人的合作，还是人与人的对抗？
人们是找到真正的弱者并为之发声，还是仅仅为虚构的身份政治发声？
人们会用脚投票，自然也会用电影票投票。
现在哀鸿遍野的电影市场，可能需要的不是什么名导演，而是一个靠谱的产品经理，一些在激进社会运动中保持清醒的人。
如果高高在上的演艺圈只想当意见领袖，不想尊重市场，不想尊重观众，那就只能由哈耶克的大手来发挥作用了。
这是一条公告
